林希虹（摄于2019年未来科学大奖现场）

近日，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哈佛大学生物统计系和统计系教授林希虹通过“未来论坛”科学讲座向中国网友作了题为“武汉为全球新冠肺炎的公共卫生防疫提供了什么启迪”网络视频演讲。林希虹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疫情期间与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学者共同研究了武汉约32000名新冠肺炎患者，发表相关论文，并在4月17日向英国议会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介绍武汉的数据分析结果以及抗疫经验。

林希虹表示，综合公共卫生干预，比如说居家隔离和方舱医院的建立，让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基本再生数“R值”（reproductive number）迅速从1月20日的3.88降低至2月17日的0.32，直至3月8日降至0.1。“R值小于1，新增感染者人数才会减少，越接近0表示防控得越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林希虹在演讲中说。

日前，华中科大、复旦、哈佛三校合作在顶级医学期刊JAMA上发表文章《武汉市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与COVID-19疫情控制的相关关系》，通过对32000名确诊的COVID-19患者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市采取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让疫情迅速得到控制。

武汉R值从高位逐步“清零”

林希虹表示，在研究中，他们分析了从2020年1月1日开始的数据，构建的模型将平均潜伏期定为5.2天，平均感染期为2.3天，做了9个不同的敏感分析，经过分析，1月20日武汉未进行公共卫生干预之前，R值是3.88。“这表明在早期，新冠病毒感染者1个人平均能感染4个人，病毒的传播力是相当强的。”林希虹说。

1月23日至2月初武汉首批方舱医院开始接收患者前，经过交通管制、隔离等措施干预，武汉的R值降至1.25，“但1.25仍然比1大，照这样下去，新增感染者人数仍然会上升，这表明，虽然居家隔离切断了社区传播，但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播仍然很厉害，根据WHO和中国合作的报告，当时估计超过50%的传染都是家庭内部的传染，早期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措施仍是不够的。正因如此，武汉建起方舱医院，将患者集中隔离，集中收治。而在方舱医院收治轻症病人后，可以看到R值很快下降，向0趋近了。” 林希虹说。

林希虹表示，方舱医院建立后，到2月17日，武汉的R值降为了0.32，至3月8日，这一数字已低至0.1，意味着1个患者只能感染0.1个人，感染者人数自然而然地迅速减少。最终，武汉的新增确诊病例清零。

很多国家R值仍徘徊不下

林希虹表示，随着3月疫情在欧美暴发，很多国家都采取了保持社交距离甚至交通管制等措施。这些举措确实降低了当地的R值，但一个月过去，目前很多国家的R值仍在1左右徘徊。

林希虹介绍：“意大利从3月16日开始实行交通管制，随后R值在1左右徘徊了大概一个月，而德国的数据也和意大利的数据差不多，他们的交通管制也是在3月23日左右实行，之后R值也在1左右徘徊，这说明社交距离的干预措施非常有帮助，能够降低R值，但还是不能够把R值降到比1小很多。”

“武汉的抗疫措施确实有很多启迪。”林希虹说，“社交距离干预确实能帮助将新增患者的曲线变平，但仅仅只有这种措施是不够的。社交距离干预能够帮助阻断社区与家庭之间的传染，而集中隔离能够帮助阻断家庭内部的传染。两者都需要。”

做好6项措施才能战胜病毒

林希虹建议，任何国家要击败新冠病毒，都需要采取6项措施，缺一不可：第一，戴口罩；第二，追查密接；第三，广泛测试；第四，保持社交距离；第五，对患者、密接、无症状感染者都进行隔离；第六，感染者要及早治疗。“（这六点）没有哪一个更重要，这些都很重要。”林希虹说。

经过研究，林希虹认为，当前有四类高危人群。一是医务工作者，他们在没有佩戴防护设备时，感染率要比常人高很多；第二类是老年人，他们的感染率和重症率都比年轻人高；第三类是患者的家庭成员或密切接触者；第四类是低收入家庭。“在美国，低收入人群的感染率也高，因为他们的居住条件差一点，实现居家隔离比较困难，更容易被感染。”林希虹说。

林希虹还介绍：“武汉还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迪，那就是要保护医护人员，要给他们提供全套的PPE（防护设备）。3月份我作了两个讲座，一个在3月13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另一个是3月20日在Broad研究所。3月13日的讲座中，我介绍了武汉的数据分析结果，还比较了中国和美国医护人员身穿的PPE照片，当时讲到对于美国医护人员的保护不够；我也没有想到，那3张图被广泛地传播，尤其是在医护人员当中。在之后的一周，医护人员的PPE缺乏问题在美国引起了全国的重视。”

林希虹表示，3月16日，在美国有人发起为医护人员提供足够PPE的请愿书，短短两天时间内就有100万人签字。“我没想到这3张图会引起这么多关注，我收到非常多的电子邮件，很多邮件都是医护人员发来的，很荣幸这3张图对医护人员有一些帮助。有一个医生跟我讲，除了PPE，还需要帮助培训他们把PPE穿好。比如戴口罩看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戴对了还是需要一些培训的。像在中国，各地支援武汉的医生就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培训，这是很重要的。现在在美国，在很多国家，PPE仍非常缺乏，确实需要帮助。”

林希虹表示：“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文化和具体情况都不一样，‘武汉经验’不太可能直接复制。但武汉的这些经验对各国来讲都非常有意义，让各国不再‘从零开始’。各国可以从武汉的经验中看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再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建立起一套适用于自己国家的防疫方案。”

林希虹认为，这次全球抗疫中，最关键的是人类需要团结起来，每个人或组织都是团队的一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工作，来帮助控制疫情，而这个团队应包括政府、国际组织，比如WHO，还有学术界、工业界和社区、民众等。